记得我是在年初的《光明日报》上读到这个消息的：商务印书馆“每月新书”——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中译本出版。据我所知：除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论中国历史”之类的批判资料中，有部分内藤著作的片断摘译外，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内藤湖南著作的第一部。因此，就一直想购读这第一而唯一的中译本。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寻寻觅觅，终于在六月间，才在国林风书店买到了它。
在寻觅而未得之时，我暗自思忖：内藤湖南是著名的中国学家，即当年日本人称的“东洋学的巨人”。他的最为精粹的思想和学术，无疑是关于中国历史的，或者是关于中日历史文化关系的。商务印书馆有志出版“国外学术名著”，在考虑内藤的名著时，为什么不是选择了他的《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中国史学史》、《东洋文化史研究》、《燕山楚水》这样的著作呢？而在内藤的关于日本研究的有限的二、三种书中，无论是作者的自许，还是学界的公认，似又都以他的《近世文学史论》为最精湛，备受推许。换一个角度想，出版家选择此书出版，或许是着眼于“日本文化史研究”之内容，而不是在内藤之为作者。那么，关于这个主题，日本的“国史专家”、“文化史专家”们难道没有更系统的，更值得译介的著作吗？
这样想，并不是要贬低内藤的这部书，而是感到好象一位具有十八般武艺的武术家，好不容易登台献艺，安排他出演的却不是他的正宗看家本领，而是他偶尔为之的“旁门左道”。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部业余之作吧。
本书是内藤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应邀在日本各地所作关于日本史方面的演讲的结集，于1924年初版，1930年增补7篇后再版，本译本就是据1930年东京弘文堂的再版本而译的。虽然作者再三重申“我在国史方面是门外汉”，“我的日本文化观仍然是外行人的史论”，但是，作为读者，不管是日本史的内行还是外行，读了这本书，都会感到这通达而精粹的史论首先是出自一位大家之手，是一位中国学专家的业余之作。他的日本文化观有其作为一个中国学家的独到思想和方法。
如关于日本文化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关于日中文化关系的问题等，二十年代，正是日本大陆政策积极推进之时，日本的“国史学界”充斥着大日本主义的论调，似乎一谈日本曾受到外国的影响，甚至“把日本的立国因素稍稍归结于外界的刺激，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第15页），不爱国的。在这种否认历史，否认中日古代文化曾有过密切关系的同时，对于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化，学术、文化界又充溢着景仰、追随、模仿的风气，以至于把“日本风景取个类似西洋分店的名称，什么‘日本阿尔卑斯山’、‘日本莱茵河’等称号一时甚嚣尘上。”（第232页）对于这种现象，内藤给予了一个清醒的学者的批判。他的《何谓日本文化》、《日本上古的状态》、《日本的风景观》等文，贯穿了“东洋文化历史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第11页）这样的思想，他说：“发祥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先传到西部或南部，而后慢慢地向东北方发展，最后才传到日本。”（第11页）他又比喻说：“比如做豆腐，豆浆中确实具有豆腐的素质，可是如果不加进使他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如果再举一例说明的话，就像孩子天然具有获得知识的能力，然而要使孩子有真知识，就必须靠先进长辈的教导。”（第7页）即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同源的，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派生的子系统。可以说，内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庞大研究体系，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念而展开的。当然，必须指出，除此之外，内藤的中国学研究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如果说内藤对于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是抱持着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的观念的话，对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则是持十足的民族主义的以致是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的。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东洋学家一样，内藤对历史的中国是充满尊敬和懂憬的深情的，而对现实的中国则从同情到蔑视，进而觊觎“越俎代庖”。他反复言称：今后只有日本能够帮助和管理中国，“东洋文化的中心已转移到日本”（第62页），日本作为今后东洋文化的指导者，将重振中国文化，而抗衡甚嚣尘上的西洋文化（第13页）。
中日关系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中日关系，是一个既是学术又超越学术的严正的学术课题，作为今天的中国后辈学人，重读这部中国学专家的业余之作，确实能让我们领略其精湛的史论，同时感受到一个二十年代的日本学者掩饰不住的扩张主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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